创维伊利危机公关的启示
市场经济制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但是，之前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输入深层次，就会出现不同政治制度下，采用相同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困境，公有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这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的顶层设计都是一个考验。
第四，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不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主要观点和做法上与西方互融，迟早会引发东西方的文明冲突。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不可能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的，也是搞不清楚的。如果偏要搞清楚，中国后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就进行不下去。
而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果断决定选择走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道路，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调研和学习，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消费品工业更容易走向全球。服装、玩具、消费电子、汽车这些产业已经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关系。发达国家进行研发，发展中国家生产制造，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除了发达国家之外，在劳动力成本、制造成本、原材料有优势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都成为这些轻工业和消费工业的加工出口基地。于是，“亚洲四小龙”获得高速发展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被中国称之为“全球经济大循环”。
于是，中国通过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引进香港、台湾、澳门等地的资金、技术、设备，开始了原材料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的来料加工业务，开始了和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最早期、最初级的对接，也因此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
到2001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3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与发达国家接轨的市场经济基础，终于被发达国家所接受，加入第二次全球化以来最重要的国际多边贸易组织WTO。加入这个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纵深，中国从产品贸易进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组织系统。比如，西方国家各种品牌的消费品在全球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在中国生产加工，再出售到世界各地，价格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中国的生产成本低廉，利润就可以大大增加。再往后，中国消费市场升级，生产制造、设计能力全面提升，许多著名的消费品，只有品牌是国外的，原材料、设计、生产加工、销售、消费都在中国，很多企业仅仅依靠品牌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中国加入WTO可以理解为中国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第二个阶段。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深化，市场需求猛增，巨大的市场容量使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期间已经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形成了以中国为圆心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关系，全球产业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也从产品贸易的全球化进入到服务贸易、产业要素贸易、投资贸易、资本贸易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投资、重组并购成全方位发展关系。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水平、技术水平的距离越来越近。但是，相继也出现很多问题，中国在产能、产品质量、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的同时，在知识产权、产品信用、交易能力、法律意识、财务体系、深度开放等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隐形冲突也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进入2010年之后，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到了201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资本净流出，第一次从贸易全球化进入资本全球化阶段。到2016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之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贸易输入到技术输入，再到资本输入的阶段。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逐渐从产品输出发展到技术输出，再发展到资本输出阶段。这个转折表明，中国经济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在第二次全球化过程中改变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配置，由此，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成为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第二次全球化也因为中国的推波助澜，达到顶峰。
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个是从中国的角度理解世界，另一个是从世界的角度理解中国。
从中国的角度理解世界，我们发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技术、管理、市场机制，成为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最大的产业延伸市场，但是毕竟中国只用了40年时间达到目前这个水平，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的背后存在着不一样的政治背景，不一样的政治体制，不一样的意识形态。中国很难全盘西化，从经济到政治完全接受西方的文明体系。这样也使得中国经济经过40年高速发展之后，也遇到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西方国家在技术、知识产权、市场机制方面给中国的发展立起了天然的屏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方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了各种担忧。由于所有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不一样，西方世界感受到强大起来的中国已经对其参与的第二次全球化体系构成威胁。同时，由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2004年12月1日，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在各种媒体传播开来：在香港廉政公署11月30日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中，创维集团的“掌门人”张宏生涉嫌金融诈骗被拘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2月17日，作为传播速度最为快捷的网络媒体又报“冷门”：国内乳业巨头伊利集团老总郑俊怀等多名高管因挪用公款问题被检察院带走接受检查。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两条在行业不亚于“晴天霹雳”的新闻，一经渲染 ，在传媒及业界立刻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一时间，怒斥指责者有之，摇头叹惜者有之。各种消息交相呼应，给岁尾年末又增添了丝丝难以咀嚼的“谈资”。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针对突如其来的企业危机，创维、伊利各有所想，各有所为，并围绕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及趋向，随后采取了相应的公关策略，但方式和方法不同，所得结果让人回味和深思。
黄宏生被刑拘后，创维集团策划和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关活动，这些公关活动及时而主动，深入而具体，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表现在：一、快速反应而不回避。在12月1日，黄宏生被拘捕的消息一经媒体报导，创维高层便向媒体证实在香港廉政公署“虎山行”行动中被拘捕的确是黄宏生，这种不遮不掩的公关方式，远远好于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避免了更多的怀疑猜测和不良影响的广泛传播，这种不回避而坦诚的态度，赢得了媒体和民众的认可和同情，从而为以后的持续公关埋下“伏笔”。二、表明立场，引导视听。为博取政府、民众的信任和口碑，代表企业高层的创维董事局副主席张学斌在记者招待会上表决心、亮立场，以使民众消除对创维的“不良印象”，提出全面、正确而友好地看待创维，且口径统一，安排有序，避免了多头言论、言辞不一的不利局面。三、广泛沟通，获取支持。在创维进行的此次危机公关活动中，充分而广泛的沟通起到了巨大的舆论导向作用。从国美、苏宁、永乐、大中四大商业巨头的信誓旦旦，到北松、彩虹、三星等原材料供应商的“一致表示”，以致7家银行“不约而同”的出场“表白”，都彰显了创维公关人员的外部沟通能力，使创维在危机的旋涡中展现出“让人期盼”的生机。
危机公关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行云流水，讲究自如。相比于创维的危机公关策略，伊利就显得略逊一畴。首先，从对媒体的态度上，伊利采取了“躲藏”和“回避”的方式，不但内蒙古高检“守口如瓶”，而且伊利高层也拒绝采访，这种欲弥益彰的公关方式更加挑起了人的“胃口”和“好奇心”，从而使事态向着不利于伊利的方向深层发展，“受传媒影响，伊利股份开盘即跌停”。其次，企业公关反应迟缓，错失公关“佳期”。虽事发初传于12月17日，但“直到21日上午，伊利集团才开始展开公关活动”，此时，关于伊利的大量传闻已“风起云涌”，从“封锁消息”、“回避采访”到经销商的“不利”猜疑，几经周折，伊利“人气”已显得江河日下。最后，违背“民意”，所推举措难以让人满意。在危机事件的“节骨眼”上，伊利公司本应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策略，积极回应传媒与“民众”，但令人扫兴和失望的是伊利集团仍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立场和“说法”，“无法就投资者们提出的要求制定时间表”，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如此公关手段，让人扼腕惋惜。虽然后来伊利也想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从新华社网站“正面引导”，到“短短三天的时间里，安排了四次比较集中的媒体见面会”，并且呼市有关领导也到伊利总部视察，以示“声援”，但具体态度和相关措施的暧昧和“不明”，其结果仍然是危局已定，于事无补。
创维及伊利危机风波尚未结束，其“出击”和“回避”的两种截然不同方式是“输”是“赢”，也难以“盖棺定论”，但此事件对于这两个行业巨头来说，影响无疑将是巨大而深远的。创维及伊利的事件危机，不仅仅使企业面临“雪上加霜”的现实尴尬，更使作为无形资产的品牌和企业信誉遭遇“缺失”。
12月2日，经多方“斡旋”，创维集团的“掌门人”黄宏生被成功保释，那么，创维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风波后，能否很快摆脱心中的“阴影”。从而走上“复兴”的大道以及伊利集团在加大危机公关的步伐后，能否“痛定思痛”，“摆脱”舆论的“围追堵截”，从而放下“包袱”，走上重振家“园”的“蜕变”之路，这一切都还只是一个谜……
创维和伊利危机风波及其公关事件，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启发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