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识地消费某个特定品牌
研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还应该参考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另一个著名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这个论断和前述五个阶段的划分是互补的。
人的依赖关系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阶段；物的依赖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则是未来的产品经济时代。这些阶段的划分对我们研究品牌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特点、个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品牌体现的精神文化价值，都有很大的理论价值。
品牌消费至少在封建时代已经开始，作为一种经济的时代特征则是最近这80年来的事情，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交易的新特点，因此，研究“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特点，研究这个过程中的“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就是在确立品牌价值和品牌文化的历史基础。
（三）不同历史阶段消费者的不同生活方式
由以上两层意思，还可以推论出第三点，因为生产方式不一样，就可以区分出人类历史不同的社会阶段，而不同社会阶段的人，生活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希望长期存在，希望发展成百年老店，就必须研究不同历史阶段消费者的不同生活方式。
就同一个时期的某个地区来说，也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地区够大，那么组成这个地区的各个小区域的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处于不同阶段。中国的大中城市、城市郊区、平原地区、偏远山区，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北部、南部差别比较大，生产方式相当复杂，所以，生活方式也相当复杂：大城市的消费者过的是21世纪的当代生活，偏远山区的农民过的可能是19世纪的旧生活。
三、品牌消费的生活方式
近三四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价值观也在进一步变化，除了偶尔出现的国际恐怖主义外，由于缺乏其他重大社会题材，民众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如同专家所说，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政治问题，或者说政治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民众生活。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民众生活已经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联系在一起，中国自然是这个联系中的主角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消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生活和消费的显著影响。
凡勃伦时代形成的炫耀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到20世纪，在消费者和生产者这里形成了品牌意识。
生产者赋予某类产品特定的形象，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消费实力选择购买，炫耀行为和攀比行为体现在品牌价值的高低上（请参见《品牌中国梦》第八章“问鼎奢侈品”）。
如前所述，当代社会民众更加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了头等大事。于是，消费品牌产品就随着这种重视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品牌生活方式的形成也就不奇怪了。对于那些实用型消费者来说，品牌除了是具有某种使用功能的产品外，并不意味着其他什么。但是这类消费者在成熟的消费市场上已经逐渐减少了，尤其是新生代消费者。
不但品牌消费方式与非品牌消费方式产生了本质区别，品牌爱好者消费某种品牌时也产生了一种独特方式。就实用性而言，同一类的各种产品一般都比较接近，甚至没有本质差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之间的味道，很难说谁比谁好，顶多是不同口味之间的差别，因此，有意识地消费某个特定品牌，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消费，是以某种特定的实物形态满足某种心理需求和偏好。这意味着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消费行为整体上发生了质变，或者说，至少关于这些世界级品牌的消费行为发生了质变。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理论，对当代西方社会成熟的品牌消费所体现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十分深入。关于当代西方社会消费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他首先将其定位成一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生活方式，是工业文明的一种表现。在他看来，工业文明的消费行为本质上不是满足需要的过程，因为工业文明的消费行为与以前人类的消费行为有很大差别。为了准确把握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特征，必须将其中的消费行为视为工业文明的特征。
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消费既不是物质活动，也不是“富裕”现象。它既不能根据我们吃的食品、我们穿的衣服、我们驾驶的汽车来界定，也不能根据影像和信息的视听实体来界定。消费是全部对象和信息的实际上的总体，是一种符号运作的系统行为。在他看来，消费并不以实物为对象，而只是一种象征行为，也就是说，作为实物的商品只是消费者需要获得满足的媒介和对象，消费行为既包括了消耗作为商品的实物，也包括了消费者在消费时赋予商品某种符号意义的行为，后者是一种象征行为，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