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行为”的直接的原因是“道德风险”（Moral Risk）的存在

　　泛的经济利益和心理需求，利益诉求的不同必然引发甚至加重信息不对称程度。第二，接受信息的投资者之间在信息接收和理解能力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同样的信息在不同投资者接收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从信息提供者的角度看，信息生产和传递等各个环节需要支付相关的成本，信息成本的存在必然加重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流动性的角度看，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客观上需要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来支撑。只有存在信息不对称，才可能产生投资或投机的机会，形成一定的市场流动性。

　　二、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会带来“赢者诅咒”和“隐性行为”问题。

　　由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管理层相对于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拥有私人信息的管理层可能利用信息优势欺骗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例如，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可能故意夸大或者隐瞒一些公司信息。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意识到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在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时，当投资者面临对特定公司进行评价时，其最优选择是以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平均情况预计公司的价值。这种“逆向选择”[2] 行为的直接后果是：所有高于市场平均价值水平的公司价值被低估，低价值公司受益，资本市场呈现“赢者诅咒”（The Winners Curve）现象。“赢者诅咒”现象会降低高价值公司的市场价值，导致高价值公司退市，上市公司平均质量下降，伴随而来的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整体价值水平预期的下降，结果导致次高价值公司退出市场，最后的结果是资本市场不断地萎缩，剩下来的只是价值最低的公司，资本市场交易的帕累托改进无法实现。

　　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还会导致资本市场上“隐性行为”（Hidden Action）的发生。所谓“隐性行为”是指签约时上市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双方都了解有关信息，但签约后公司管理层往往利用投资者不了解的签约后信息，采取一系列机会主义行为为自身谋利，并给投资者带来损失。“隐性行为”的直接的原因是“道德风险”（Moral Risk）的存在，即上市公司吸引投资者投资后，公司管理层缺乏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动力，他们可能为了个人利益，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投资者受损的可能性。

　　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决于资本的供求状况。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资金需求者，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资金竞争。如何以低成本获取高质量的投资，并保证投资者投资的保值升值，是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核心，也是上市公司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成功的关键。投资者向资本市场注入的资金，满足了上市公司筹资的需求。但是，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带来的“赢者诅咒”和“隐性行为”问题不仅可能导致公司价值被低估，损害投资者利益，而且还会加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提高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

　　第二节 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思路

　　通常情况下，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有两种思路：第一，通过强制性的契约和监管，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保护投资者基本权益；第二，利用市场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公司价值。

　　一、契约和监管与信息不对称

　　在契约理论中，公司被看作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导致上市公司内部和外部两类委托代理成本的增加。从公司内部看，由于投资者与公司经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作为公司所有者的投资者需要通过签订契约对经理层进行监督。从外部看，为了约束信息不对称对投资者的伤害，国家监管机构会通过一系列强制性契约对代理人行为进行约束。契约签订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契约签订前的调查成本、契约签订过程中的谈判成本及契约签订后的监督成本。这些成本不但会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报酬率，还可能降低经理层的报酬。因此，经理层有使契约成本保持最低的动机。从外部看，当公司的业绩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管理层为了防止公司价值被低估，有动机通过更有效的信息披露宣传公司形象，增强投资者信心，确保公司价值被准确评估。因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管理层的报酬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基于上述内外两种代理成本的考虑，管理层有动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信息披露的效率，降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因此，契约和监管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市场机制与信息不对称

　　哈耶克（Hayek）认为，经济中的一切决策都离不开信息，由于信息分散化的特征，政府收集这些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市场优于政府之处在于它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让人们自发地把自己拥有的信息揭露出来，从而实现一种自发的秩序。[3] 这一思想为资本市场信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市场化的思路。利用市场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常见的选择有：信号主动传递机制、信号甄别机制和信誉机制。

　　信号主动传递机制（Signaling），也称为信号理论，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Michael Spence）于1974年引入经济学界。[4] 他在论著《市场信号：雇佣过程中的信号传递》中将教育水平作为“信号传递”的手段，在劳动力市场上将信